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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外交部最早列举的是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越南儒生杜伯撰写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该书“广义地区图”的一段注释写道：
“海中有长沙，名摆葛鐄，约长四百里，阔二十里，卓立海中。自大占海门至沙荣，每西南风，则诸国商船内行漂泊在此；东北风，外行亦漂泊在此，并皆饥死，货物各置其处。阮氏每年冬季月持船十八只来此取货，多得金银、钱币、铳弹等物。自大占门越海至此一日半，自沙淇门至此半日。”
“长沙”名“摆葛鐄”，越南文意即“黄沙”。越南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命名为“黄沙”。越南以此为依据，认为阮氏每年派船到“黄沙”取货，这个所谓的“黄沙”就是中国的西沙群岛。其实，这个卓立海中、名为“摆葛鐄”的长沙，其范围起自大占海门（今越南广南—岘港省的大海门），止于沙茶（今越南义平省的沙兄海门）。从大占门越海至长沙的距离是一日半航程，从沙淇门（今广义省平山县东南的一个海口）至长沙是半日航程。也就是说，这个长沙是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的方向分布，其沙头距越南海岸稍远一点（一日半航程，约30余公里），而沙中部却与越南海岸靠得相当近（半日航程，约10余公里）。这些事实说明，这个所谓的长沙就在越南中部占城附近的外罗海中，距离西沙群岛还有200多公里，它不可能是中国的西沙群岛。
越南外交部白皮书列举的第二条史料是黎贵惇在1776年编纂的《抚边杂录》,书中写道：“广义府平山县安永社居近海，海外之东北有岛屿焉……岛之中有黄沙渚，长约三十余里，平坦广大，水清澈底……”越南引用这段史料的目的，是先把“黄沙渚”说成是名为“摆葛鐄”的黄沙，然后将之与中国的西沙群岛混为一谈。但是，史料提到的安永社，系指永安、安海二坊。按《大南一统志》记载：“理山岛在平山县东海中，俗名岣崂哩，岛四面高中凹……永安、安海二坊民居焉。”这就是说，永安、安海就在越南中部的理山岛，所谓其东北的岛屿不外乎是理山岛附近的一些小岛。
越南外交部白皮书还抛出一张《大南一统全图》，声称该图所绘的黄沙、万里长沙就是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事实上，这块“长条地带”的画法并不是《大南一统全图》的专利，我们只要看看英国船长约翰·沙利在1613年写的《航海志》一书中的地图就可发现，两张地图都如出一辙。《航海志》地图上，在这块长条地带的上端标尖笔罗岛、中部标广东群岛、下端标羊屿。可见这块长条地带（即《大南一统全图》中的黄沙、万里长沙）包括了占婆岛、广东群岛和羊屿，也就是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的方向，分布在外罗海的一些小岛和沙洲。
约翰·沙利在《航海志》中讲述他在越南中部近海航行的情况时指出：在北纬16°至17°，“幸福岛东经”129°30′至130°42′之处（幸福岛在今非洲西北的加拿利群岛，位于现代西经18°左右，当时西方人以此作为子午线计算经度。上述经度折合今天格林威治东经约111°30′至112°42′）有“眼镜群岛”（Les Lunettes），即中国的西沙群岛。在“眼镜群岛”的西南方，“幸福岛东经”128°至129°（即今天格林威治东经110°至111°），北纬16°30′至12°之处，有旧帕拉塞尔，其形状像一只脚，脚的大拇指朝向西南。这个形状像一只脚的所谓“旧帕拉塞尔”，就是《大南一统全图》中绘在广义前面海域名为黄沙、万里长沙的长条地带，它所处的位置显然与中国的西沙群岛不同，中国西沙群岛位于北纬15°47′～17°08′、东经111°10′～112°55′，而此长条地带位于北纬12°～16°30′、东经110°～111°，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越南外交部白皮书谈的最多的是一名法国传教士塔伯尔1837年发表的题为《交趾支那地理考释》的论文。文中写道：“帕拉塞尔是由一群小岛、岩石和沙滩组成的迷宫，延伸到北纬11°和东经109°10′……嘉隆皇帝认为，增地虽小，但也扩大其领土。1816年，他庄严地在那里插上旗帜，并占有这些岩石，估计不会有任何人对之提出异议。”按标出的经纬度，帕拉塞尔指的是距离越南中部海岸不远的某些岛屿，可能是平顺地岛。这可从法国人沙依诺1820年发表的文章《交趾支那见闻录》中得到证实：“交趾支那，其国王现称皇帝……几个距海岸不远的岛屿组成的帕拉塞尔群岛。只是到了1816年，当今皇帝才占有这一群岛。”
西方史籍中记载的帕拉塞尔，其地点和范围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它们通常把这块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分布在外罗海中，由一些小岛和沙洲组成的“长条地带”称为“帕拉塞尔”（Pracel)。到了1817年，经过英国船长罗斯等人对中国的海南岛和西沙群岛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之后，西方史籍才开始把“帕拉塞尔”的范围向北延伸，包括了中国的西沙群岛，而直至19世纪后半期以后，“帕拉塞尔”才被用来专指中国的西沙群岛。“帕拉塞尔”所指地点和范围在时间上的差异,使越南当局有机可乘，他们把19世纪20年代之前的旧“帕拉塞尔”与之后的“帕拉塞尔”混淆起来，以他们的黄沙、长沙来取代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越南外交部白皮书以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的手法，将其黄沙、长沙说成是中国的西沙、南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歪曲史料记载的原意。如《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广义地区图”的注释，明确说明称为“摆葛鐄”的“长沙”是在大占海门至沙荣一带，距离大占门为一日半航程，距离沙淇门仅半日航程。这个“长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分布在越南中部沿海的一些岛屿，但是越南某些学者却称“摆葛鐄”是越南文字实行拉丁化前的“字喃”，意即“黄沙”，而“黄沙”又是他们现在对中国西沙群岛的称呼，遂武断地把黄沙与西沙划上等号。二是混淆地图上的同名异地。如《大南一统全图》把绘在越南中部沿海的一块“长条地带”写上黄沙和万里长沙，越南某些学者则将这两个地名与现在称中国西沙、南沙群岛为“黄沙”、“长沙”联系起来，大肆渲染这张地图的“精心与准确”，仿佛抓到了一个“确凿证据”。殊不知这块长条地带无论从形状，或者是从所处的经纬度来看，都与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毫无相似之处。三是钻了同一地名所指的地点、范围可随时间变化的空子。如西方史籍中记载的“帕拉塞尔”，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通常指的是位于越南中部沿海的“长条地带”。到20年代以后，其范围才向北延伸，包括了中国的西沙群岛，而一直至19世纪后半期以后，才被用来专指中国的西沙群岛。越南某些学者就利用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大量引用西方史籍中有关19世纪20年代前“帕拉塞尔”的记载，企图将之与中国的西沙群岛混淆起来。
节选自：《西沙群岛：中国领土不容置疑》，作者：李金明。来源：《世界知识》2014年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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