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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至迟在明代就到南沙群岛从事渔业生产。据海南渔民的调查材料，他们的航海《更路簿》是在郑和下西洋时传下来的。而福建惠安白峙渔民抄本《乘舟必览》也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时代。证明我国渔民航行生产的《更路簿》抄本与郑和七下西洋有关。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来中国时，跟着中国人川走南海航线，不少中国人所惯用地名岛名被释成葡文，1541年葡萄牙地图中的Paxo即海南渔民方言巴峙或巴屿。1561年《亚细亚地图》中PuloMoi即渔民方言猫注(永兴岛)。。表明葡萄牙人东来之前，我国人民已在西沙和南沙群岛从事渔业生产.
在明清时代，每年立冬或冬至时节，海南渔民就趁东北风扬帆南下，直至翌年清明或端阳节前后，再趁西南信风回航。在生产过程中，一般是先至南沙群岛，后移至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由于范围广，船队到后即分东、西、南三线分散作业。由于生产需要，有的渔民还长期住在岛上。
早在明代时，有海口港、铺前港和清澜港渔民以及文昌县林伍市北山村渔民“红嘴公”或称“红嘴弹”等人到南沙群岛去捕捞海参等物，“红嘴公”首次将南沙群岛各岛礁航距和更路用文字记录下来够。海南人民流行“一百零八个兄弟公”的传说。108个兄弟中有72个孤魂和36个兄弟。72个孤魂是指渔民先辈在西、南沙下海作业中先后死去的。36个兄弟先辈则是同船中遭风暴遇难的。以后渔民就在西、南沙各岛上立庙祭祀公。这里仅指108个渔民先辈，以后相继遇难者自不待言。也有遇台风飘入他国者。《清文献通考》退罗条记载，1777年就有我国渔民35人遇风飘入暹罗。
据调查，铺前港渔民蒙宾文是在嘉庆年间(1796--1820年)由同村老渔民带去南沙群岛从事渔业生产。琼海县青葛和草塘港渔民吴坤俊、李伴松等人是在道光年间(1821一一1851年)到南沙群岛捕捞海产.时值新加坡开埠之际，渔民把捕捞所得海参也运到新加坡去销售。史载琼东、文昌渔民“因生活所迫，于清道光初年到其地(南沙群岛)从事渔业……嗣有各县多数渔户移居其地，建立房屋与`兄弟公庙’多所”谷铺前港渔民蒙辉曹、蒙辉联、蒙辉明、蒙辉月、韩永准等人是在咸丰年间(1851一一1861年)到南沙群岛捕鱼.宝陵港符世丰、符世祥，琼海草塘港上教村何大丰等二十余人以及潭门港锡贤等人是在同治年间(1862一一1874年)到南沙群岛捕鱼。光绪年间(1875一一1908年)到南沙群岛捕鱼的渔民更多，如文昌县铺前港蒙辉英、蒙辉德、蒙全洲、林犹钊、林鸿昌，龙楼符用杏、符大藻、许世学、林酞香，文教黄学校，东郊陈鸿柏、符用礼，琼海县潭门彭春仁等，他们在太平、西月、中业、双子、南钥、南威等岛上建屋居住，挖水井，种椰树、香蕉、地瓜和蔬菜，还建地窑，存放海味、干货和粮食等。
1844年一1868年英国测量船来福门号来南沙群岛测量时，就靠我国渔民提供有关资料和指引航向。1868年《中国海指南》在《通往中国的主要航线》中载:“渔民称为`秤钩’的一个岛，大约位于`南乙’南30海里”。这个“秤钩(景宏岛)，`南乙’(鸿庥岛)均为我国海南渔民的命名，正说明我国渔民对南沙群岛各岛礁的命名远远早于西文命名。《中国海指南》又载:“1867年海南岛渔民报告大现岛东北10英里有二礁滩，打水40口寻不见底，已在那个方位发现”谷。当英国测量船登太不岛取水时，不知该岛名称，间及岛上琼崖渔民，再根据渔民土音译成英文“伊都亚巴”(IutAba)。由此可以看出，当西方英法等国还不熟悉南沙群岛地形特征时，我国渔民早已对其了如指掌。
《中国海指南》还记载了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活动情况，郑和群礁条“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贝壳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亦有久居岩礁间者，海南每岁有小船驶往岛上。携米粮及其他必需品，与渔民交换参贝。船于每年十二月或一月离海南，至第一次西南风起时返”。双子礁“沙岩常为海南渔民所在止……东北岩之中央，有一甘泉，渔民饮水皆取给于此”。太平岛和中业岛“岛旁有椰树及香蕉”。
在北子岛有两座坟，“碑一载同治11年(1872年)翁文芹，另一载同治13昊xx’，的。1889年在安波沙洲岛上亦曾发现陋屋之遗迹。考古材料亦证明我国渔民在南沙的生产活动。
清末以来，我国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各地渔民都有到南沙乍岛去捕鱼，其中以文昌、琼海两县最多，每年仅从此地去的渔船就各有十几条到二十多条。每船载二十多人，载重五百到八百担，每船带四五只小灿板。航行靠罗盘。算更路，初用点香，以后用钟。在南沙捕捞所得公螺、赤海参运到新加坡出售，而海龟干、鸟干、白海参、黑海参则运回海南。我国南沙群岛渔业生产越来越多从国内市场销售转向国际市场销售。同治乙丑(1865年)有琼海潭门港邓有吉、曾圣姐等42人把南沙捕捞海产运到新加坡去销。到1900年后文昌县文教大船主黄学校逐渐垄断南沙群岛公螺壳转运到新加坡出售。黄学校拥有盛兴号、保安号和和安号三艘船只专门川走南沙群岛和新加坡之间，每年可获利三万多元。
民国以来我国渔民开发经营南沙群岛的事绩，中外史料均有记载。日本小仓卯之助《暴风之岛》记载，当他于工918年12月组织所谓探险队到达北子岛时，就惊讶地发现三位自称“文昌县海口人”的中国渔民住在岛上，并备有南沙群岛地图。我们从渔民调查资料可以知道，在双子礁住了整整18年的文昌东郊上坡村陈鸿柏当时就住在那里。1933年8月日本三好和松尾到南沙调查时，看到北子岛有中国人2名、南子岛有中国人3名住在那里。日本《新南群岛概况》记载，中业岛有渔民“栽种之甘薯”，“昔时有中华民国渔民居住于此岛，由椰树林中之祠堂及掘井之遗迹观之，则可推想当时或者在此举行发祀”。文昌县东郊良田村王安庆、王安荣、王安积、王安和、黄循义和文教的黄信金，在1928年一1936年间就住在中业岛上，并种植椰子、木瓜、西瓜、蕃薯和蔬菜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住在南沙的渔民很多。文昌县龙楼保陵村符鸿辉、符鸿光在南威住过10多年。文教后田村黄守宪在太平岛住过六年。文教山掘村符和探、清澜港黄宇居、黄世熙、郑庆兴、蔡世坤等人住过太平岛、南威岛、马欢岛。琼海草塘港柯家裕、石玉樵、林清等人住过双子礁。不少人为开发经营南沙死在那里。陈鸿柏住在双子礁18年直到死.文昌东郊田尾村符用礼，铺前田良村林鸿昌等人死在南钥岛。琼海潭门灶坡村李凉利死在中业岛。潭门草塘港郑心传死在毕生礁。文昌文教村林酞钊死在太平岛。龙楼红海乡林书奇、许梓柱、符香芹等死在南沙群岛海上。
1933年8月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法国人的一篇文章。该文在叙述1933年4月法国侵占南沙九岛时，南威岛上“居住三个中国人”。太平岛上“一间用树叶盖成小屋，一块整齐的蕃薯地，一座小庙……草屋里挂着一块木板，写着中国字，大意如下:“余为船主德模Tung)”。“中业岛和双子岛上居住着一些中国人，全都是海南人”。该文还附有图片三张:一张是岛上椰子树及一大堆龟壳.一张是岛上中国渔村的茅屋风光。另一张是一个手持二胡的中国渔民，立于椰树之前，下书:“中业岛上的五个居民之一。这些渔民活动的材料是出自法国人之口，是南沙群岛属我国领土的铁证。
这里还要补充的是:第一，在南威岛上居住的中国人就是文昌县龙楼宝陵港符宏辉和符宏光等人。当法舰马利休士号偷偷地开到南威岛，要中国渔民代为其升旗时欺骗说，你们要对抗日本渔船骚扰，可升法国旗。还说，有船来时，你们就升旗，船不来，不用升旗。。开始我国渔民不明其意，但当发现法国的不良意图后，渔民符宏光气愤地把法国旗撕掉，此后“杆上之旗，则已为岛上之中国人更换自海南购来之一新旗咐。此升上中国旗者，即为住岛符宏辉、符宏光兄弟。
第二，太平岛上渔民小屋中所书的“船主德模”，即黄德模，文昌县文教大船主黄学校次子。1933年黄家渔船就在太平岛附近捕捞，看见法国竟来升旗，又见旗杆为杉木，就趁天黑把法国旗拉下，砍倒旗杆，拉上船做船桅用。
第三，中国岛上住的五个中国人，就是文昌县东郊良田乡王安庆、王安荣、王安积、王安和和文教黄信金。是年，法舰三艘开到中业岛西南，改乘三只小艇登岸，把装有文字的玻璃瓶埋在地下，在大树上挂法国旗。然后叫他们照像。当时王安庆手持二胡，上述图中照片即王安庆本人。法国人走后当天晚上，王安荣就把埋在地下玻璃瓶标记挖掉。十天后龙楼星光乡郑兰锭搭盛兴号船来岛上，他会爬树，上去把法国旗解下来。
第四，在双子礁上居住的中国人，即琼海县潭门港柯家裕、石玉樵、林清和李藩业等人。当法舰开到双子礁，登岸后把一面法国旗挂在北子岛树上，另一面法国旗叫柯家裕在节日时挂在南子岛树杆上，法国还把字条放在酒瓶里秘密藏起来，不让人知道。但当法国人走后，柯家裕等四人就扯下法国旗，砍倒旗杆，拿来当床架用特。
由此可见，法国于1933年侵占我国南沙群岛时，尽管一时把法国旗升上去，却遭到生活在南沙群岛上的我国渔民的坚决反对，法国旗连旗带杆被一齐砍掉，埋在地下的标记也被挖去，法国旗在南沙群岛上只是昙花一现。
法国侵占我国南沙九小岛后，国内报刊相继报导了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活动情况。《申报》载:“粤闽渔民，每岁轮流前往，籍作捕鱼根据地者，有数万人’，@。胡焕庸《法日凯觑之南海诸岛》记载:“惟有华人居住，华人以外别无其他国人。…自1867年以迄于今，我渔民固未尝一日离弃此诸岛也”，仅在西月岛就“建有神庙一，坟三，其为我国领土，亦无疑义’分。其他记载，不一一举列。
1939年4月日本侵占南沙群岛后，渔民在南沙的生产活动一度中断。日本投降后，我国渔民复出现在南沙群岛上。兰青《海南行》一书中记载我国渔民在太平岛作业时“帆船均备有鱼网，渔夫每人有一个潜水眼罩·一他们主要的经营是渔业，捕鱼或采珍珠。渔夫多操海南岛口音。
1950年后，琼东陵水等地渔民，每年到南沙群岛作业，通常是十余艘结合成群，同出同归，最远到北婆罗洲一带，还到新加坡出卖海产。他们的船上就漆着Singapore(新加坡)字样。
综上所述，至迟自明代起，海南渔民就生活在南沙群岛上。自明以来，经清、民国，我国渔民开发和经营南沙群岛一直持续不断。其间虽有法、日等国一度的侵略和千扰，也未能阻止我国渔民开发和经营南沙群岛的连续性。中外史籍有关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活动的记载，海南渔民祖辈相传的《更路簿》和《航海图》，考古材料的发现以及海南渔民活生生的、见证，都足以说明最早开发南沙并经营最久的是我国渔民，我国渔民是南沙群岛唯一真正的主人。
节选自：《我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历史证据》，作者：吴凤斌。来源：《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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