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我国渔民对南沙群岛的开发和经营

       清代以来，我国海南岛文昌、琼海、海口、临高、崖县、万宁、陵水县以及雷州半岛渔民都有到南沙群岛捕鱼，其中以文昌、琼海两县最多。每年仅从清斓港和谭门港去南沙的渔船就各有十几条到二十多条。每船载二十多个渔民。仅据调查所得的就有:铺前港渔民蒙宾文是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由同村老渔民带去南沙捕鱼。琼海县青葛和草塘渔民吴坤俊、李伴松等人是在道光间(1821-1851年)去南沙捕鱼。史籍载琼东、文昌渔民“因生活所迫，于清道光初年(1821年以后)到其地(南沙群岛)从事渔业……嗣有各县多数渔户移居其地，建立房屋与’兄弟公庙’多所”·，铺前港渔民蒙辉曹、蒙辉联、蒙辉明、蒙辉月、韩永准等人在咸丰年间(1851一1861年)到南沙捕鱼。宝陵港符世丰、符世祥，琼海县草塘港上教村何大丰等二十余人以及潭门港彭锡贤等人是在同治年间(1862一1874年)到南沙捕鱼。光绪年间(1875一1908年)到南沙群岛捕鱼的渔民更多，如文昌铺前港蒙辉英，蒙辉德、蒙全洲，林犹钊，林鸿昌，宝陵港龙楼的符用杏、符大藻、许世学、林酞香，清澜港文教的黄学校，东郊的以;鸿柏，符用礼，琼海县潭门港彭春仁、赵仕吉之父等人都是。

 

       当时的渔业生产组织是这样的。鱼业主拥有渔船和资金，向地方政府领取执照，缴纳税款，并在市镇开设商店，鱼业主雇用穷苦渔民到西、南沙群岛去捕捞海产，从中获取利润。渔工在冬季出海前可先领10元光洋作安家费，但次年夏季回来时要付还13元光洋，每月利息三成计算。另外，也有一部分渔民是自行组织的，采取合股方式或劳资合办。具体办法是合股出资本，二三十个渔民合起来入股，一只船有三、国千元股本，一人可以出一股或数股的钱。合股全凭信用，不立契据。入股要大家共同讨论，找个会算账的人管账目。渔民入股资本不够，可招外人参加。船向东家租，捕获所得的钱进行分配，起初是渔工和东家对半分，以后是三、七开，渔工得三，东家得七。随着西、南沙渔业生产的发展，逐渐有了专门的渔业公司、船业公司和钱庄(银行)等的分工，渔民就得“钱向东家借，船向公司租”。多受几层剥削。如仅在文昌润港就有大船主黄学校、黄守绪等人。

 

       到南沙去的渔船是红头船，一般是三轮(载重五百担到八百担，每担一百斤)或二轮的(载重三百担到六百担)，一轮的船去不了南沙。一只船值一万多银元，可驶用十几年。每只船还要配四、五只下海作业用的小舢板。

 

       每一艘渔船都有五种技工:大表、大缭、阿班、头枪和三板，统称为五甲。大表主管罗盘。大缭是二把手，管事务。阿班管中轮。头提管第一轮和小艇。三板管下水作业。五甲由东家聘请有经验渔民充任。工资分等级，从儿十元到一百几十元否等，大表最高，三板则最少。工资一般在冬季去南沙前光付，一半，留一半入股，待第二年回来时可得红利。

 

       到南沙群岛一般要带四个月粮食，每人每月需40斤大米。一只渔船有渔民22至27人人不等。要在南沙长期住岛的渔民，可预先向东家支款购买生活用品，东家加利30%索还。若一年后还不回海南，东家负责托人带粮食去。

 

       每年立冬或冬至时节，海南渔民就趁东北季风扬帆南下，至翌年清明或端阳节前后，再趁西南季风返航。一般先到西沙群岛干豆、一七连和猫兴稍留补给柴、水，再从二匡、三匡、自峙仔和半路启航赴南沙双峙和黄山马。在南沙l月于范围广阔、多分路活动，久之逐渐形成三条航线：

 

       (1)东线:红草峙、罗孔、雹藤、鱼鳞、’脚跋、东头乙辛、五孔、断节、双担、双门、火哀、三角、海公、银并、裤档、铜锅和石龙等。最东作地方可看到菲律宾巴拉望山脉。

 

       (2)西线:劳牛劳、上城、石盘、铜铣仔、大铜统、弄鼻仔、大弄鼻、鸟仔峙和西头乙辛等。

 

       (3)南线:称钩峙、拜钩线、鬼喊线、牛叶、赤瓜线、长线、南门、东门、九章、荷落门、六门、无包线、眼镜、深匡、簸箕、铜钟，光星仔、大光星、石公厘、五百二、丹积和墨瓜线等。

 

       这是渔民常走的主要线路，还有分支线路，通往周围各岛礁。在这里，渔民把岛和沙洲称为“峙”，把礁称为“铲”，把环礁称为`匡”(圈、塘)把暗沙称为“沙排”或“线排”。大都以形象取名，如环礁形如筐，小沙洲就是远看一条线，近看一片沙。

 

       渔民在南沙作业主要是抓螺公、捕海参、海龟戮帽和砾碟等。早期渔民只取螺肉晒干供食用，把螺壳丢掉。到清末，由于国际市场需要公螺壳用作钢板的高级垫料，遂使南沙抓公螺成为主要项月，每年文昌、琼海两县就有三、四十只渔船来此捞公螺，最多时达五、六十艘。

 

       南沙群岛的海参很多。一般海参在浅水处可以得到，名贵的白尼参、黑尼参和梅花参则需要深水中去。当时潜水还没有水镜，是用一种海棠油射入水中，渔民凭经验可看到水中捕获物，渔民一般能潜水至六、七托水深的地方去。再深的地方，渔民携带一根竹竿，其上系着长线，线端有个带钩铅锤，可以用来击中海参。南沙海参很大，一条有一二十斤重，一条白尼参部腹晒干后有一斤多重(15斤才能晒成1斤)。名贵海参远销北京和南洋各地。

 

       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徐了进行捕捞海产品外，还在岛上建木屋居么设地窑，立庙、挖水井、垦荒种植椰树、香蕉、蕃薯和瓜、莱等。南沙各岛土地肥沃，一个蕃署竟达18斤重。椰树种几年就可结果。

 

       外国资料也记载了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上生产和生活情况。1968年出版《中国海指南》在《通往中国的主要航线》中记载:“渔民称为`秤钩’的一个岛，大约位于`南乙，南方30海里”。“海南岛渔民靠莞集这些群岛上众多的海参和螺壳维持生活，他们中一些人整年留在这礁石上”。1867年海南岛渔民报告大现岛东北10英里有一礁滩，打水40米不见底”。1844一1867年英国测量船来福门号到太平岛，登岸取水，但不知该岛名称，问及岛上的琼崖渔民，再根据渔民音调译成英文“伊都亚巴(LtuAba)，，记录在航海图上。这`伊都亚巴”就是崖县的土音。英国测量船正是靠渔民的帮助才完成钡续量调查工作。

 

       《中国海指南》在叙述郑和群礁时说:“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贝壳为活，各岛都有足迹，亦有久居岩礁间者，海南每岁有小船驶往岛上，携米粮及其他必需品，与渔民交换券贝。船子每年十二月或一月离海南，奎络~次西南风起时间返”。在叙述双子晚时洗“二岩均满长姿乳东北部有小树，抄岩常为海南渔民所往止，捕取海参及贝壳等。东北岩之中央，有一甘泉，渔民饮水都取给于此”。该书在叙述太平岛和中业岛时均记载、“岛旁有椰树及香蕉甲，等。

 

       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的生产活动亦从考古调查材料中得到证明。北子岛有两座坟，碑一为同治十一年翁文芹，另一载同治十三年吴又)”。又如安波沙洲，“在1889年岛上曾发现睡屋之遗迹。屋为石子、珊瑚块、木板、竹头以及旧船料所合成，上积鸟粪”。

 

       起初，渔民将南沙捕捞所得海产品全部运回海南自己销用，除食用外，其他出卖或交换生活所需用品。随着南、西沙渔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渔民在海南岛市场抛售的海产品也越来越多。南沙群岛渔业生产逐步转变为商品性生产。海产品销售也从原来渔民所在地扩展到广州以至北京等地。1819年新加坡建埠以后，我国南沙群岛的渔业生产也开始从国内市场销售转向国际市场销售，姐同治乙丑(1865年)琼海县潭门港邓有吉、曾圣姐等42人就曾把西、南沙捕捞海螺等物运到新加坡出售。这种资本主义的商品性生产到二十世纪一十年代黄学校大量出售南沙公摄壳(马蹄螺)时发展到高峰。黄学校于1900年前后到南沙群岛捕鱼，起初他跟老渔民一样拾公螺还不是拿螺壳去卖，只是取姗肉晒干，把捕获所得海参，鱼翅、壕干、螺干运到新加坡九八行(即经纪行)黄卓如处去卖。有一次他在新加坡商行里看到从印度洋运来的公螺壳，每一百司马斤值光洋(银元)一百多元，价格甚高，而他在南沙所抓的公螺壳却弃之不用。他与黄卓如商议后，就开始经营并逐渐垄断南沙群岛公赚壳转运到新加坡出售。一只船可载万斤公螺壳就可得一万多块光洋，当时黄学校有船“盛兴号”、“保安号”、“和安号”三只，每年可获秘三万元左右。从此黄学校发了财，传闻黄学校船主全盛之时，别家公司用箩子挑着银元要求加人黄学校的般队。据曾替黄学校当过船工的蔡世福说，黄学校发财后估让至少净赚三十多万银元。黄学校经营南沙群岛公绷事业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由此材料可以看出，黄学校大船主个人发家史，同时也是我国南沙群岛公螺的资本主义经营发展史，这种发展与近代我国资本主义经营的发生发展，与现代工业突飞猛进，马蹄绷壳作为飞机机体等的主要垫料而进入国际市场，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