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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人民对南沙群岛的发现，是在对南海诸岛的认识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中开始的。对南沙群岛的发现与命名分为两个层次：1、涉历南海和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这一时期自汉至唐。2、熟悉南海、区别南海诸群岛，逐步加深对南沙群岛的认识，完成对南沙各岛礁的命名。
随着古代航海活动的开展，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渔业范围的扩大，至晚从一世纪的东汉时期开始，熟悉海情的中国人就称南海为“涨海”，并有“涨海崎头”的记载。从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三国(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康泰的《扶南传》等书的记载来看，“涨海”是古代中国对包括南海岛屿在内的整个或部分海域的称呼。“涨海崎头”则是对南海岛礁的称呼。到了梁代，“涨海”所指包括南沙群岛一带海域就更加明显。《梁书》卷54载：“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更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据考证，诸薄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苏门答腊岛一带，马五洲也在今印尼，扶南则包括今越南南部、柬埔寨等地。上述引文中之“涨海”泛指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整个南海，“大涨海”指南沙群岛的航海危险区及其通往印尼的航道。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唐)李延寿的《南史》、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可见，当时中国人民是把南沙群岛纳入称为“涨海”这一海域之内的。
到宋代，中国人民在长期航海实践的基础上，对南海诸岛的认识逐渐清晰和具体，对南海诸群岛的命名也较前有所发展。如果说在此之前南海诸岛被纳人“涨海”这一泛称之中，那么，从宋代到清代，则基本上都用“石塘”和“长沙”来指称南海各群岛了。石塘又作石堂、千里石塘、万里石塘;长沙又作千里长沙、万里长沙、万里长堤等。宋元明清四代，记述南海诸岛为石塘、长沙之类的图籍，多达上百种，名称叫法(包括在石塘、长沙名称之前冠以一定的数词)20余种。宋代有七种图籍，五种叫法;元代有四种图籍，三种叫法;明代有廿二种图籍，八种叫法;清代有七十余种图籍，廿一种叫法。如此丰富的史籍记载，说明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认识的日益加深。
《宋会要》可能是最早用“石塘”来称呼南海群岛的史籍。周去非《岭外代答》(1178年撰)开始并载“长沙”、“石塘”之名。其后王象之《舆地纪胜》、赵汝适《诸蕃志》、祝穆《方舆胜览》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些史籍中用“千里”、“万里”冠于“长沙”、“石塘”之前，以形容南海诸岛绵延之长和范围之广，并非实际数字一般说来，宋代的石塘、长沙是笼统地泛指南海诸岛，但从有关航线的记载考证，其中已包括了南沙群岛。
到了元代，记载比以前略为详细，比较容易了解所指的群岛。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说：“万里石塘，由潮州而生，迄翅如长蛇，横宜海中。……原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其中爪哇即今爪哇中部北岸，渤泥当今加里曼丹，古里地闷今帝坟岛，西洋遐昆仑之地指靠近加里曼丹的南沙群岛海域。由此可见，万里石塘即分布在从潮州到爪哇、渤泥、古里地闷、昆仑等地，它显然包括了今西沙、东沙、中沙和南沙诸群岛。这是元代人们对南沙群岛有所认识的一个例证。据宋赚《元史》载，1293年史弼率军出征爪哇，由泉州启程“经七洲洋、万里石塘。明年正月至东董、西董山，人混沌大洋、橄榄屿、假里马答、构兰等山。”上述东董至构兰诸地即今越南东南海岸外到印尼的卡里马塔群岛一带地区，此处的七洲洋指今西沙群岛，而万里石塘则包括了中沙和南沙群岛的部分海域`
明代记载南海诸岛的图籍增多，而名称变化较大，石塘、长沙所指各有不同。虽然这个时期，以石塘、长沙混指或泛指南海诸岛的情形仍然存在，但从一些史籍记载或地图的标绘中，可以看到人们对南海群岛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对南沙的方位、范围有了较为明确的标绘。如，黄衷在《海语》(1536年撰)中记载：“万里石塘，在乌醋、独漪二洋之东”。乌漪洋即今广东中山县上川岛以东一带海域，独漪洋即今海南省万宁县南海中独珠山一带海域，因此这里的“万里石塘”显指西沙和中沙。又言：“万里长沙在万里石塘东南”，从方位上看“万里长沙”显指南沙群岛。章演在《古今图书编)(撰于1573年~1620年间)中记述：从广东香山县登舟启程后，“遇西风飘入海中，有山名万里石塘，起自东海琉球国，直至南海龙牙山。”龙牙山即今新加坡及其附近群岛，可见此处的“万里石塘”指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这是明朝人们对南沙群岛的又一种认识。类似的记载，在明代史籍中多有出现。另外，(佚名著)《顺风相送》、顾阶《海搓余录》诸书中，均以万里长沙(万里长堤)指称今南沙群岛。在大量的明代地图中，尽管绘法不尽科学，但我们不难看到对南沙群岛方位已有较为明确的标绘。如：李荟和权近根据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清睿的《馄一疆理图》合绘的《混一孤理历代国都之图》中分别标有石塘、长沙和石塘，从图中标绘的位置看，前一个石塘、长沙分别是今东沙、西沙和中沙，而在图中中西南部的后一个石塘，位于平高仑(今纳土纳岛)东北、渤泥和苏甘丹(今加里曼丹一带)之北，应是今南沙群岛。罗洪先《广舆图》(1554一1557年绘)中的《东南海夷图》以及1557年张天复《皇舆考》中的《东南海夷图》，1613年王在晋《海防纂要》中的《东南海夷图》，1618年张燮《东西洋考》中的《东西南海夷诸国总图》等图中，均以“长沙”标绘于今南沙群岛一带。《郑和航海图》(15世纪中叶绘)中绘有石塘、万生石塘屿等，其中石塘位于今西沙，在其东南的万生石塘屿画得较石塘为大，从位置上看应指南沙群岛。上述诸图的特点是，对各岛群的绘法既形象又具体，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明代对南沙群岛的进一步认识。
清代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更加深入，史籍记载骤多，名称变化不一，但对南沙群岛的指称大体上仍未超出石塘、长沙这类名称。在地图中对南沙群岛的标绘较前更为明确。陈伦炯《海国闻见录》(1730年成书)中记述有七洲洋、万里长沙、千里石塘等地名及有关情况，其言从七洲大洋、大洲头行六、七日，至广南咕哗口罗外洋之外罗山，以此“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则恐榴入广南湾”。此处的七洲洋、大洲头分别是今海南省万宁县东南西沙一带海域和独珠山一带，广南咕哗口罗即今越南峋唠占，外罗山即今越南中部海岸的列岛，根据陈氏书中的描述及陈氏同期所绘地图考证，上述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即今中沙和南沙群岛。谢清高在《海录)(1容2。年撰)一书中记述了从广东珠江口起行至今印尼的航线，其中以“地盆山”、“万里长沙”、“七洲洋”细描述了今西沙群岛不同海域的地理情况，又言：“七洲洋正南，则为千里石塘”，并对其地理、航行情况做了描述，以此观之，此处的“千里石塘”应指南沙群岛。此类记载又见于魏源的《海国图志》(1887年撰)。颜斯琼《南洋鑫测》一书中记述了“万里石塘”，其载石塘之北为七洲洋，石塘之西为新加坡海峡的白石口，综合该书所载考订，“万里石塘”不仅泛指南海诸岛，尤指南沙群岛。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对南沙群岛中的个别岛礁的名称已经有明确的记载，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一书中，叙述台湾与东南诸洋之关系时，记到：“北自鸡笼山至南沙马崎，延裹二千八百里”。从方向、距离上考订，“南沙马崎”即今南沙群岛中的黄山马崎岛，也即今太平岛，我国海南岛渔民俗称为黄山马崎。
清代地图中，对南沙群岛的标绘屡见不鲜，所用名称多有不同，有些标绘是包括南沙在内的整个南海，有些标绘则将西沙、南沙等群岛分别标绘。①1709年《大清中外天下全图》、1724年《清直省分图》、工755年《皇清直省图》、1904年吴长发重订《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等，均在南海位置上标绘有“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其中万里长沙绘在南海位置偏东北，万里石塘绘在南海位置偏西南，这二名称是对整个南海的泛称。②顾祖禹辑《方舆全图总说》卷五《西南海夷图》、1808年温汝能《方舆类纂》中的《西南海夷图》、1838年严如馒《洋防辑要》中的《西南海夷图》等图，在今南海绘有“石塘”一名，位于渤泥(今加里曼丹)附近及平高仑(今纳土纳岛)东北，当为今南沙群岛。③1842年魏源《海国图志》中之园图及1868年再版《海国图志》中的《东南洋各国沿岸图》，1894年同康庐《中外地舆图说集成》中的《东南洋各国沿岸图》等图，将万里长沙绘在南海东北方，应为令西沙和中沙;千里石塘绘在南海西南方，应为今南沙群岛。在清代的这类地图中，千里石塘绘在：“宾童龙”(今越南藩朗北)、“宾陀罗”(今越南落朗)、万老高(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地门岛”(令马来西亚东海岸潮满岛)之间，与今南沙群岛的位置大致吻合。④1767年黄证孙重刻本《大清万年一统天下总图》、朱锡龄《大清万年一统全图》，1803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总图》，直到1894年《古今地舆全图》等图中，用线条将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分开以示区别，综合有关史籍和图中标绘的位置考订，该类图中的万里石塘应是今南沙群岛。⑥1730年陈伦炯的《四海总图》开创了南海诸岛新的画法，明确绘出南海中的四组群岛，并标有名称七洲洋、南澳气、长沙、石塘。此类地图还有1798年《七省沿海图》卷首《环海全图》，1843年邵广文《七省沿海全图》中的《环海全图》，1877年仓硕《环海全图》卷首之《园图》，1884年《皇朝内府舆地图》中的《环海全图》等诸图。经考证及图中显示，上述诸图中所绘之石塘(或千里石塘)的位置大体与今南沙群岛海区一致。
成书于清代的《更路薄》是海南岛渔民在西、南沙群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各种抄本的《更路薄》所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是海南岛渔民祖祖辈辈在西、南沙群岛等地通过航行实践，遗留下来的经验总结。书中反映了渔民给西、南沙各个岛、礁、滩、洲所取的地名，其中南沙计73个名称，或用中国式罗盘的方位命名(如丑末，今绪碧;东头乙辛，今蓬勃暗沙);或用方言命名(如无包礁，今同;火艾礁，今同);或以特产命名(如赤瓜线，今赤瓜礁;墨瓜线，今南屏礁);或以岛礁形状命名(如鸟串，今仙娥礁;双担，今信义礁)，或以某种实物命名(如锅盖峙，今安波沙洲;秤钩峙，今华阳礁);或以水道数目命名(如六门，今六门礁;五风，今五方礁)等等，不一而足，有些名称延用至今，均反映了渔民对南沙群岛经长期活动后的认识。
19世纪，外国人擅闯南沙群岛时，已有中国人居住岛礁，他们了解到一些渔民使用的地名，并将其按照渔民的海南岛方言语音拼写成英文或其它文字标记于海图。其后，我国的一些翻译者，又把这些地名从外文译成中文，由于不谙海南方言、不明这些外文地名的来源，往往造成错觉，误以为外国人所命名，如1868年英国海军部出版的《南中国海指南》(china Sea Disrrctoyr)所载sin cowe和Nam Yit，即渔民所称的秤钩峙和南乙峙;又如ThiTu、suBi、Iut aba也源自渔民的铁峙(今中业岛)、丑末、黄山马峙(今太平岛)，凡此种种，不一一尽述。
到民国时期，核定、重定南沙群岛名称的工作逐步展开。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民国政府称南沙群岛为“团沙群岛气或名珊瑚群岛)，1935年l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的关于我国南海诸岛各岛屿中英地名对照表中，也采用了“团沙群岛”之称谓，1939年日本一度侵占南沙群岛，并擅。自将其定名为“新南群岛”。抗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收回南沙群岛，1947年正式命名为“南沙群岛”。
新中国成立后，对南海群岛的地名工作尤为重视，多次核定各岛礁的名称，1983年中国政府又一次公布了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礁、沙、滩、洲的名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对南沙群岛的认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唐宋以前，以“涨海”等名称通指南海诸岛的海区，间或指南沙群岛，提出了概念上并不十分准确、而地域甚广的地理范围;“石塘”、“长沙”名称的出现，则是对南海诸岛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对南沙群岛的了解、认识逐步趋于清晰和具体。虽然各个时代、每一史籍在名称上多有变化，但始终以石塘、长沙冠于南海诸岛，这反映了古人对南海诸岛有一定的共识。只不过由于人们认识的角度和对南海诸岛了解的程度不一，所以石塘、长沙实指何处，有时未能一致。这种对某一地域称谓不一、多变的情况，在历史上，不论中国或外国，是屡见不鲜的，它合乎人们由于反复认识、实践而对某地方产生定名变化的常理。南海诸岛有些地名比较复杂，但毕竟反映某一沿革的过程。明清两代地图的标绘，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南海诸岛以及南沙群岛的认识，这些地图尽管有种种不足，但对南沙群岛地理位置的标绘较为明确。基于在南沙的长期活动，当地渔民以不同方式命名已认识的岛礁。外国人的非法活动，引起了南沙地名在互译等方面的混乱，致使有些人误以为个别岛礁是外国人所命名，实为谬误，当然这不可能更改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并最早为南沙群岛命名的历史事实。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政府两次正式核定、公布南沙群岛地名，把历史上中国人民对南沙群岛的命名推向规范化和科学化。
节选自：《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作者：林荣贵、李国强。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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