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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在南海诸岛曲开发活动，历史记载甚多。早在两千多年前，血《异物志》中就有关于南海诸岛出产海龟和玳瑁的记载。一千多年前的《广州记》中有关于我国在南海渚岛捕鱼的记述。明清时代．广东沿海和福建南部沿海一代渔民到东沙、西沙、南沙进行捕捞的人数不断增加，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除捕捞海产外，还在岛上植树，开垦。所以在南海诸岛的许多岛屿上．现在还保存有不少明清时代的珊瑚庙，以及清代海南岛渔民留下的房屋、水井、椰子树等，岛上还有不少我国居民的坟墓。
十九世纪以来，外国航海家和外国侵略者根据他们在现场目睹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开发和经营的。如：英国海军部测绘局出版的《中国海指南》 -书记述西沙群岛的赵述岛时说：“岛上常有中国渔人；记述东沙岛时说，岛上“有一井，乃琼州渔人所掘”；记述华光礁时说，“琼州艇船咸集此礁围鱼”；记述南沙群岛郑和群礁时说：“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介壳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也有久居岛礁上的。 二十世纪初（1918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到南沙群岛进行“探险”，他第一天到达双子礁时，就见到来自我国海南岛的三个渔民在那里居住口渔民们对小仓说，他们两年以前就来了，住在小屋里。小仓所著《暴风之岛》一书附有一张海南岛渔民绘制的南沙群岛图，网上的十个岛礁名称都是用渔民习用的名字，如罗孔（今马欢岛）、铁峙（今中业岛）、黄山马峙（今太平岛）等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以武力侵占我南沙群岛时，法国报刊对中国渔民在太平岛、中业岛等地的开发和生产活动，都作了详细的报道。如提到中业岛和双子礁时蜕：“有不少中国人居住着，他们都是从海南岛来的。帆船每年运来供他们食用的物品，运走龟肉和晒干的海参”；并谈到在太平岛上，“发现一间用树叶盖成的小屋， 一块整弃的番薯地，一座小庙”......,还有中国渔民的神主牌”等等。上述这些报道充分说明，我国广东沿海和海南岛、福建南海的渔民是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主人。
事实上，我国人民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活动，还可以从一些岛礁上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中得到证明。解放后，我国一些考占、地质、地理工作者在西沙群岛的许多岛礁上发现和发掘出大批地下文物和居民的生活遗存。首先，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北礁等十一个岛屿和礁盘发现的陶瓷器就遮二千多件。上自南朝，中经隋，唐、宋、元，明，下至清代各时代的文物都有。从产地看，这些陶瓷器产于广东、福建和江西等地。这表明至迟在南朝时代（公元420年至589年），我国人民已在西涉群岛一带活动了。其次，在甘泉岛发掘出一座唐宋时代的居住遗址，出土了大批唐宋时代的瓷器，同时还发现了铁刀、铁锅等生活用具和吃剩的鸟骨、各种螺蚌壳以及烤煮食物的炭粒灰烬。陶瓷器的特征与唐朱时期广东窑场的产品相同。碰见使用这些陶瓷器的主人是广东沿海-带的渔民。第三，在西沙群岛发现明清两代的珊瑚庙14座。这是我国人民在岛上停留、居住和祭祀遗迹，也是我国人民开发西沙群岛的历史证明。第四，在西抄群岛北礁礁盘发现明代沉船残迹，打捞起汉至明代铜钱四百多公斤和钢锭、铜块等物。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这是明代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一艘沉船。
此外，《更路簿》也是中国渔民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它是海南岛渔民在南海诸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它记载了渔民从海南岛文昌县的清澜港或琼海县的潭门港起航，到南海诸岛各岛礁的航行针位和更数（即航向和航程），《更路簿》是许多前人航行实践经验的结晶由。《更路簿》还记录了海南岛渔民对西沙群岛诸岛礁习用的传统地名三十余处，对南沙群岛请岛礁习用的传统地名七十余处。这些《更路簿》和地名，一直沿用至今。据调查研究，海南岛渔民的《更路簿》，至迟在十八世纪初期（清初）就已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趋于成熟，定型成书，此后世代流传至夸。这些《更路簿）》证明：明清以来，海南岛渔民更预繁地在南海诸岛航行和从事生产活动，以自己的双手谱写了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历史篇章。
清末以来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建设活动更为频繁。1908年，根据外国的请求，我国海关曾计划在西沙群岛建立灯塔，以利各国航行。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水师提督李准等人前往西沙群岛查勘，在岛上命名勒石。回广州后，李曾经奏请开办西抄群岛办法八条，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910年，清政府决定：“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维持”，“以重领上，而保利权”。自此以后，我国商人向我国政府有美当局申请开采西沙群岛鸟粪者日益增多。
由上可见，至少自唐未时代开始，我国人民就不断地在南海诸岛居住或从事捕捞、种植等活动。我国人民最早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事实，是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强有力证明。
节选自：曾昭璇 主编 刘南威 吴郁文 黄少敏 编著 中国地理丛书《南海诸岛》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年9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