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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就南海诸岛主权展开的最后一次外交交涉是国民政府与菲律宾政府间的交涉。早在1933年8月，菲律宾前参议员陆雷彝(Isabelo de los Reyes)即声称根据巴黎条约，法国所占九小岛应为菲律宾所有，要求本国政府予以交涉。这是对南沙群岛主权无中生有的干涉。1938年，菲律宾总统奎松(Manucl L·Quezon)企图说服日本政府，联合占领南沙群岛，遭到拒绝。1946年7月23日，菲律宾外长季里诺称:“中国已因西南群岛(即我国的南沙群岛)之所有权与菲律宾发生争议，该小群岛在巴拉望岛以西二百里，菲律宾拟将其合并于国防范围以内。”与此同时，以探险活动为名、实施侵占为实的菲律宾狂人克洛玛(Tomas Cloma)组织探险队，窜入太平岛活动，并大言不惭地说，他发现了南沙群岛。1949年4月，菲律宾总统下令国防部长江良转伤菲律宾海防司令安达那(Joscv Andrda)a前往南沙群岛视察。菲外交部次长倪里(FeniloNer)唯恐因此而产生的外交影响不利于菲律宾，随即予以劝阻，同时倪里又提出建议:劝诱巴拉望岛的菲律宾渔民移殖南沙群岛，“以为菲律宾国防安全上必要时，将团沙群岛吞并之准备。’师菲律宾当局自感心虚，遂暂时放弃了军事行动的准备，了一弋之以所谓“移民”，企图增加其在我南沙群岛的存在。面对菲律宾当局图谋南沙群岛的野心，中国政府驻菲律宾公使陈质平进行了交涉。1949年4月13日，陈质平致函菲外交部，对菲政府拟派安达那前往太平岛“视察”一事，提请严重注意，并在信中指出:“太平岛为中华民国之领土。倪里在复函中声称:“内阁仅讨论对据报行动(捕鱼)与埃士亚巴岛(即南沙的太平岛)附近水面之菲律宾渔民，必需予以较多之保护而已，以此来敷衍中国政府，掩盖其凯觑南沙群岛领土的图谋;除此之外，倪里要求陈质平向菲外交部“提供有关该岛之各项资料。此后，鉴于菲律宾政府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加之国民政府又面临崩溃，所以双方关于南沙群岛问题的交涉暂时搁置起来。尽管这是一次无结果的外交交涉，但它稍稍扼制了菲律宾侵占南沙群岛的图谋，迫使菲律宾政府调整了政策，未敢马上进行军事占领，通过交涉也再次重申了中国对南沙群岛无可争辩的主权。
节选自：《民国时期的南海诸岛问题》，作者：吴士存。来源：《民国档案》199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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